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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徐立信11日在議會質詢時，引述民眾陳情，質疑警方是否透過代駕業者事先取得資訊，再前往現場查緝酒駕、衝刺績效。相關說法引發討論，不過警界人士澄清，員警值勤均有勤務規劃與指揮體系，不可能因代駕業者臨時提供消息，就任意離開既定勤務趕往特定地點埋伏，將正常執法直接推論為雙方串聯，恐怕過於天馬行空。
徐立信質詢指出，今年4月9日凌晨，一名男子在忠孝東路一帶KTV飲酒後，為避免酒駕而叫了代駕，並在停車場等候。代駕抵達前後，大安分局員警也出現在現場，對男子實施酒測、上銬帶回，並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
該名男子刑事部分後來獲緩起訴，另提起行政訴訟。他聲稱，調閱員警密錄器後，聽見員警提及「前面那個就是代駕」及「讓他成為我的績效吧」等語，因此懷疑警方事前掌握車輛與人員資訊，進一步質疑警方是否與代駕業者存在不當聯繫。
不過，警界人士指出，酒駕防制勤務通常依轄區治安狀況、事故熱點、飲酒場所分布及時段預先規劃，員警到場可能源自巡邏、守望、攔檢部署、民眾報案或現場觀察等多種原因，不能僅憑員警與代駕同時出現，就認定雙方存在通報或利益關係。
警界人士強調，警察勤務並非員警個人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巡邏路線、臨檢處所、勤務時間與指揮調度都有紀錄；若真要查明員警為何出現在現場，可調閱勤務分配表、派遣紀錄、無線電通聯及密錄器完整影像，還原事件時間軸，而不是只擷取片段對話作政治性推論。
至於密錄器中被指稱的「績效」談話，仍應放回完整前後文判讀。員警用語是否妥當，可以檢討；但口頭提及績效，與收受代駕業者資訊、雙方存在利益輸送，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指控。若要指控警方與業者勾連，應提出通聯、金流、派遣或其他具體證據，不能只靠臆測定罪。
此外，男子雖稱已叫代駕並離開駕駛座，但是否構成酒後駕車，仍須綜合判斷警方到場前是否曾駕駛、車輛移動情形、監視器畫面、現場跡證及證人說法。刑事案件獲緩起訴，也不等同法院認定警方查緝違法，更不能據此反推員警設局。
警界人士認為，民意代表監督警政本屬職責，若接獲陳情，應要求相關單位提出完整勤務資料並依法調查；但選舉將近，議員更應把重點放在釐清事實與服務市民，而不是用缺乏證據的「警方聯手代駕抓人」說法打擊基層員警、製造話題。
警方是否已啟動內部調查、密錄器完整內容為何，以及員警當晚的勤務規劃與到場原因，仍待大安分局進一步對外說明。若調查發現員警執法程序或言語不當，應依法究責；若無串聯證據，也應還給第一線員警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