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秀琳|

(圖/AI生成)
(圖/AI生成)

2026年台北市長選戰進入最後一個月,現任市長蔣萬安與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的競爭愈趨激烈。近期多份民調陸續出爐,雙方互有領先,其中《聯合報》最新調查顯示,沈伯洋支持度以45%領先蔣萬安的41%,相差4個百分點;然而在當選看好度方面,蔣萬安卻以48%領先沈伯洋的35%。蔣萬安的市政滿意度也有50%,呈現支持度與看好度不同調的現象。

這份民調的差距仍在抽樣誤差範圍內,也讓台北市長選戰的競爭程度再次受到關注。雙方不僅要爭取尚未決定支持對象的選民,更必須思考如何將民調上的支持轉化為11月28日的實際選票。

面對選情,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在10月28日中常會中提醒黨公職,根據黨內民調專家的分析,民進黨目前仍不能認定已經勝選,必須保持戒慎恐懼的態度。他也要求黨公職在公開場合謹慎發言,不要攻擊或嘲笑對手,並希望延續沈伯洋所展現的溫暖、正向與創新的競選風格。

然而,賴清德的提醒,能否真正改變整個選戰的攻防模式?這恐怕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

沈伯洋負責正面形象,攻擊對手的「髒活」誰來做?

近期,政論節目主持人李正皓一番關於選戰分工的談話,引發政治圈討論。他曾以「帥讓沈伯洋去帥,髒活累活我們來做」形容選戰攻防,相關言論被部分藍營人士解讀為,由候選人維持正面形象,其他評論者則負責批評與嘲諷對手。

依據相關報導,李正皓談及最後一個月的攻防時,提到透過蔣萬安撿樹枝、抱小孩、掃地等議題持續進行評論,希望影響選民對蔣萬安的形象認知及投票意願。

這樣的選戰模式,讓人聯想到傳統政治操作中的「黑臉與白臉」分工。

候選人站在台前,展現親和、溫暖與包容的一面;支持候選人的政治評論者,則以較為尖銳的語言批評對手。不同角色透過不同方式參與同一場選戰,形成多層次的輿論攻防。

不過,政論節目主持人的言論是否代表候選人陣營的正式策略,仍須有所區分,不能直接視為雙方存在協調分工。

更值得思考的是,即使政治評論者與候選人並非同一個組織,當他們在輿論場上被視為同一陣營時,選民是否會將相關言行與候選人的政治形象連結在一起?

尤其當民進黨主席要求黨公職不要攻擊或嘲諷對手,外部輿論場卻仍持續進行激烈的政治攻防,這兩種不同的選戰風格,究竟會形成互補效果,還是產生彼此矛盾的政治訊息?

從菩薩到媽祖遶境:政治支持為何出現宗教式熱情?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沈伯洋支持者所形成的高度動員熱情。

聯電創辦人曹興誠日前在社群平台發文,以「菩薩精神」形容沈伯洋所展現的態度,並將支持者參與「洋流」活動的熱情,比喻為信徒參與媽祖遶境。他認為,這股熱情已經超越一般政治活動,呈現某種宗教般的情感投入。

這段形容,正好提供了一個觀察現代選舉的新角度。

宗教活動之所以能夠凝聚群眾,不只是因為信仰本身,也包括共同的價值、儀式、情感認同及群體歸屬感。當群眾透過共同參與建立認同,個人的信念便可能轉化為強烈的集體行動。

現代政治活動同樣可能出現類似現象。

候選人不再只是提出政見的政治人物,也可能成為支持者情感投射與價值認同的對象。支持者參與活動、傳播訊息、製作創意內容,甚至自發投入競選工作,逐漸形成一個具有共同象徵與文化的政治社群。

然而,宗教信仰與民主政治終究存在本質差異。

宗教活動可以建立在個人信念與精神寄託之上,民主選舉卻涉及公共權力的授予,以及城市未來的治理方向。

選民可以喜歡一位候選人的個性、欣賞他的理念,也可以被支持者的熱情感染,但最終仍須面對市政能力、公共政策與實際治理的問題。

當政治人物被賦予高度象徵意義,選民究竟是在支持候選人的政策,還是在認同候選人所代表的形象與情感?這正是現代民主政治值得持續觀察的課題。

選舉變成品牌行銷?新世代政治包裝的影響力

除了宗教式動員,沈伯洋陣營的競選方式,也呈現出現代品牌行銷的特色。

從社群互動、LINE傳播、創意文宣,到各式政策溝通與活動設計,候選人陣營不斷透過不同形式接觸選民,讓政治訊息轉化為更容易理解、參與及分享的內容。

這種操作方式,其實與商業品牌行銷有相當多的共同點。

商業市場中的產品,需要建立品牌定位、塑造鮮明形象、創造消費者認同;政治人物同樣需要讓選民認識自己的主張,並在有限的選戰時間內建立辨識度。

然而,行銷包裝的成功,是否必然代表政治認同的深化?

在商業市場,消費者可能因為廣告、流行或品牌形象而購買商品;但在民主選舉,投下選票不只是表達喜好,更代表將公共治理的權力交付給特定候選人。

因此,政治行銷可以提高候選人的能見度,卻未必能完全取代政策內容與治理能力的比較。

台北市這場選舉,正提供了一個觀察機會:當宗教式的群眾熱情與商業行銷技術同時進入政治領域,究竟會如何改變選民對候選人的認識與評價?

20歲首投族遭網路攻擊:政治攻防的界線在哪裡?

就在選戰持續升溫之際,一名20歲女大學生Yakira的遭遇,也引發社會討論。

10月27日台北市長候選人號次抽籤,蔣萬安邀請曾獲市長獎的首投族Yakira代為抽籤。她在活動後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以及對台北市青年政策的觀察。

不料,相關訪問影片在網路流傳後,部分網友批評她說話像是在背稿,甚至以「北韓既視感」形容她的受訪方式。隨後又有網友翻出她過去參加兩岸青年交流及馬英九基金會大九學堂的經歷,將她貼上「統戰女孩」的標籤。

面對持續出現的負面留言與私訊,Yakira公開呼籲外界停止攻擊與騷擾,也希望大家對網路言論造成的傷害多一些同理心。

蔣萬安則公開聲援Yakira,並透露曾親自致電鼓勵她,認為不應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對參與公共事務的年輕人進行人身攻擊。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藍營人士將這起事件與李正皓先前所說的「髒活」相互連結,質疑民進黨陣營的正向選戰形象與支持者言行存在落差。

不過,李正皓已公開否認自己參與攻擊Yakira,並表示將對相關指控採取法律行動。因此,網路攻擊者、政治評論者與候選人陣營之間的責任,仍應依具體行為及證據分別判斷。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民主社會中政治參與的界線。

一名年輕選民因為支持某位候選人而公開參與活動,是否就必須承受超出正常政治評論範圍的人身攻擊?

參與兩岸交流活動,是否足以直接推論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動機?

當網路上的政治對立延伸至一般公民,甚至讓人因為擔心遭到肉搜而不敢公開表達意見,這種現象對民主參與會產生什麼影響?

這些問題,恐怕比單純爭論哪一個陣營受到傷害,更值得深入思考。

政治攻防的帳,選民會記在誰身上?

一場選舉中,候選人、競選團隊、政黨公職、媒體評論者與支持者,往往同時參與公共討論。

他們可能支持相同的政治人物,卻不一定具有正式的組織關係,也未必採取相同的行動方式。

然而,選民對政治人物的印象,未必只來自候選人本人,也可能受到周遭支持者及輿論環境影響。

這就產生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當某些政治攻防引發爭議,選民究竟會將責任歸於個別發言者,還是連帶影響對候選人的觀感?

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便曾出現類似討論。

當時媒體人周玉蔻涉及張淑娟相關爭議,引發外界關注。由於選戰期間周玉蔻的政治評論立場與民進黨候選人陳時中較為接近,事件也延伸出政治評論者言行是否影響候選人形象的討論。

最終,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由蔣萬安勝出。不過,單憑選舉結果,並不能直接認定某一場媒體爭議就是造成勝負的決定因素。

同樣的問題,也可能出現在2026年的選戰之中。

政治人物希望展現正向形象,支持者與評論者卻可能採取更激烈的攻防方式。這種差異究竟會讓不同群體各自找到支持理由,還是使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產生疑慮,仍有待後續觀察。

從2010、2014到2022:台北市長選戰的歷史對照

回顧過去幾屆台北市長選舉,也能看見不同的選戰模式。

2010年,郝龍斌與蘇貞昌競逐台北市長,選戰期間雙方競爭激烈,最終由尋求連任的郝龍斌勝出。

2014年,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則呈現另一種政治氛圍。柯文哲以不同於傳統政黨候選人的形象投入選戰,透過群眾動員與網路傳播獲得關注,最後贏得市長選舉。

2022年,蔣萬安、陳時中與黃珊珊三方競逐,除了候選人政策與政治背景,媒體爭議、政治形象及選民對城市治理的期待,也成為選戰討論的重要內容,最終由蔣萬安當選。

這三場選舉呈現不同的政治環境,也反映台北市選民面對政黨動員、候選人形象及政治議題時,可能有不同的選擇考量。

而2026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又加入了更成熟的社群行銷、支持者自主動員,以及帶有強烈情感認同的政治社群文化。

這場選舉因此不只是蔣萬安與沈伯洋之間的競爭,也是觀察新世代政治傳播與民主參與的一個重要案例。

11月28日,選民如何看待政治行銷與民主治理?

從民調數字、正負面選戰分工,到宗教式熱情與品牌行銷,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呈現出多種不同的政治動員方式。

一方面,候選人試圖建立鮮明而正面的公共形象;另一方面,政治評論節目、社群平台與支持者社群,則持續形成快速且密集的輿論攻防。

這些操作能否影響選民,並沒有單一答案。

政治行銷可以創造關注,群眾動員可以凝聚認同,但選民也可能根據市政表現、政策內容、個人經驗與候選人言行,做出自己的判斷。

民主選舉與商業行銷、宗教信仰之間,究竟有哪些相似之處,又存在什麼無法跨越的差異?

當候選人的個人形象與支持者的集體行動交織在一起,選民又會如何區分政治認同、競選策略與公共治理的實質能力?

11月28日的台北市長選舉,將為這些問題提供另一個值得研究的民主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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