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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2日，中天新聞台因未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換照而停播。當天，時任台北市議員的羅智強發出嚴厲質疑，批評蔡英文政府以行政手段關閉異議媒體，並公開宣示「總有一天要讓中天重新開台」。五年後的今天，《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三讀通過，羅智強在立法院作為主要推動者之一，兌現了他當年的承諾。但這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承諾，更是台灣新聞自由制度化保障的關鍵一步。
這五年之間，台灣經歷了什麼？新聞自由面臨了什麼樣的制度性困境？而《衛廣法》修正又能為台灣媒體環境帶來什麼改變？
中天停播事件在當時引發巨大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維護媒體品質的必要手段，反對者則質疑這是以行政手段箝制異議聲音。無論立場為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起事件確實暴露了台灣媒體監理制度的根本問題——當換照與撤照成為高度不確定的行政裁量權，任何媒體都可能因為「得罪」執政當局而面臨生存危機。這對台灣新聞史而言，不只是一家電視頻道的退場，更是一個警訊——當行政裁量可以決定新聞生死，新聞自由是否仍有制度性的保障？
從議員到立委，羅智強在這個議題上展現了相當程度的一貫性。2024年進入立法院後，修正《衛廣法》成為他最優先推動的法案之一。他整合跨黨派力量，將此案推至三讀通過，並在法律目的中首度明文揭示「捍衛新聞自由」。這種堅持，在台灣政壇並不常見。多數政治人物的承諾，往往隨著選舉週期而起落，但從2020年到2025年，羅智強選擇的是一條漫長、低調、卻高度一致的政治路徑。
然而，客觀評估這次修法，不能只看個別立委的角色。《衛廣法》修正案能夠通過，關鍵在於跨黨派的立委支持，在於社會各界對媒體監理制度改革的共識。修法核心包括延長執照年限、設置「二加二年」臨時執照保護機制、明定行政訴訟期間執照效力不中斷，以及政府敗訴須回復原有頻道位置等關鍵條款。這些設計，實質限縮了行政機關以程序手段迫使新聞停播的空間，讓新聞機構不必在每一次監督政府時，都承擔「可能被關台」的政治風險。
修法通過後，新的爭議立即浮現。NCC主委陳耀祥公開表示「中天案無回溯條款」，意圖將新法效力限縮於未來案件，排除中天適用新法的可能性。12月8日，羅智強在立法院明確反駁：「法律通過就是適用新法，這是基本法律原則。」他強調，《衛廣法》修正案並非針對特定個案的「中天條款」，而是為所有媒體建立的制度保障。從法理角度來看，這個爭議觸及一個根本問題：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行政機關是否有權透過解釋來限縮其適用範圍？
這個問題的答案，關乎台灣的憲政秩序。如果行政機關可以透過「無回溯」的解釋，排除特定案件適用新法，那麼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線在哪裡？更進一步說，如果一部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連五年前因換照爭議而停播的媒體都無法適用，那麼這部法律保障的究竟是誰？羅智強的質問，確實直指問題核心，也揭露了台灣新聞自由面臨的真實困境。
客觀來看，台灣媒體監理長期存在結構性問題。從中天停播到鏡電視快速換照，從公視董事會僵局到華視總經理爭議，不同政黨執政時期，都曾被質疑對媒體採取雙重標準。這不是單一政黨的問題，而是整個制度設計的缺陷。當NCC委員由執政黨主導提名，當換照審查標準缺乏明確性與可預測性，當行政裁量權過大而缺乏有效制衡，任何執政者都可能濫用這套機制。民進黨政府長期以民主與進步自居，卻在實際治理中，對異議媒體展現高度不耐。當行政權開始認為「某些聲音不該存在」，民主便已開始空洞化。
《衛廣法》修正的價值，正在於試圖從制度面解決這個問題。透過延長執照年限、建立臨時執照機制、保障訴訟期間營運權等設計，降低行政機關恣意撤照的空間。這不是為了保護特定媒體，而是為了建立一套更穩定、更可預測的媒體監理制度。無論是藍是綠、是統是獨，任何新聞機構都應該享有這樣的制度保障。今天可以關中天，明天就可以關任何不聽話的媒體。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推演。當新聞機構必須在每一次監督政府時，都承擔「可能被關台」的政治風險，新聞自由已名存實亡。
從2020年到2025年，這五年的時間軸值得仔細檢視。中天停播後，支持重啟中天的聲音從未消失，但大多停留在情緒性抗議或政治口號。真正將這個議題轉化為制度工程的，是那些願意投入修法、願意在立法院一條條推動條文的立委。羅智強是其中之一，他將戰場從街頭拉回制度層次，一步步推動修法，一次次質問行政權的邊界。這種選擇，在台灣政治生態中尤其罕見。多數政治人物習慣短線操作，追逐即時聲量，但制度工程往往是那種可能五年後才看得見成果、甚至可能永遠不會有掌聲的政治工作。
然而，修法通過不代表問題解決。NCC的「無回溯」立場，揭露了一個更深層的矛盾：當行政機關不願接受立法限制，當官僚系統試圖透過解釋架空法律，再完善的制度設計都可能落空。陳耀祥試圖透過行政解釋，架空立法院的修法意旨，這不僅是對《衛廣法》的曲解，更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挑戰。如果NCC堅持「無回溯」立場，那就是公然宣告：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行政機關可以選擇性執行；國會的修法意旨，官僚可以任意扭曲。這樣的憲政秩序，還能稱為民主嗎？
一個民主社會，真正該害怕的，不是媒體太吵，而是媒體太安靜。當新聞仍敢追問，鏡頭仍敢對準權力，民主才不致成為空殼；一旦新聞沉默，下一個被噤聲的，終將是人民自己。《衛廣法》修正案的通過，代表立法院試圖為新聞自由設下制度保障。但這套保障能否真正落實，取決於行政部門是否願意尊重立法意旨，取決於司法系統能否有效監督行政權，更取決於公民社會是否持續關注這個議題。
從中天停播到修法通過，從NCC的抵抗到未來可能的司法戰，每一步都在測試台灣民主的成熟度。羅智強五年來在這個議題上的堅持，無論我們如何評價他的政治立場，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在民主政治中，制度改革從來不是一蹴可幾，而是需要持續投入、反覆辯論、不斷修正的漫長過程。這不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功績，而是整個社會在制度建設上的集體努力。無論我們如何評價個別政治人物，這個過程本身，才是台灣民主最珍貴的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