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年初掀起關稅大戰,經貿全球化正遭遇保護主義的逆流,前台大校長管中閔日前在一場論壇上表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製造業開始從歐美轉移到亞洲新興國家,不但量變也產生質變,而台灣擁有晶片等關鍵戰略資源,在供應鏈中佔據關鍵節點,這是台灣的挑戰與機遇。他說,「時代不一樣了,時代在亞洲這邊,台灣要認清自己的位置,政策上的靈活,加入亞洲崛起的形勢,才能夠借勢而進」。
為迎接2026年到來,《好好聽文創》21日舉辦一場「2025→2026 知識跨年」論壇,邀請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前立委郭正亮、廣達技術長張嘉淵,深入剖析當前最關鍵的國際衝突與競爭態勢,探討大國博弈下的潛在風險與機遇,以及AI 智慧革命—人類文明的創世紀與啟示錄。
經貿全球化已死? 管中閔斥:是一個太快的結論
管中閔以《迎向全球化的新時代》為題,指川普上任後,啟動了美中貿易對抗,他用對等關稅、強迫投資的方法,製造全世界很多的紛擾,大家不禁懷疑,全球化是不是已經死了?但他認為,全球化並不像大家想的己經死亡或者崩潰,「如果遇到一些阻力就斷言全球化已經死亡,顯然是一個太快的結論」。
管中閔說,很多人心目中想的全球化,其實是所謂的經貿上的全球化,但不只是經貿上的全球化,還有很多不同的全球化,如政治上的全球化、經濟上的全球化、文化上的全球化、科技上的全球化等,現在科技正在全世界傳播,乃至到網際網絡到現在AI革命,它所帶來的全球化,都是大家有目共賭的。
他說,近年來,還有這些跟全球治理議題相關的全球化,比如說前幾年的新冠疫情,全球大家必須合作一起來抗疫;還有像氣候變遷的議題,從90年代的聯合國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到後來締約方開的靠譜會議,乃至到巴黎議定書,這些都是全球化議題不同的面向。
此外,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來的一整套的世界新秩序,其實已經包括了全球化的各種議題,如以聯合國組織為基礎,演變出來在財政、貨幣上面,包括世界復興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針對經貿自由化的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針對衛生的方面的WHO,也包括了聯合國教科的組織,都涵蓋了全球化的不同面向。
不過,大家懷疑全球化是否已經死亡?這樣的懷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管中閔說,恰恰就是因為美國從過去主導的全球化的架構上退卻,那當然會讓大家對全球化的前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經貿全球化究竟有沒有死掉?則要從它的前世今生談起,看看經貿全球化從過去怎麼演變到今天。
全球化始於大航海時代 工業革命後更加猛烈
管中閔說,早在六、七百年,甚至一千年前,全球的連接是很困難的,又很難以持續有系統地進行,因此有系統的進行顯然要追溯到大航海時代,當時的歐洲國家,為了開闢往東方的貿易航線,避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中間在陸路上的阻擋,於是開啓了各種不同的航海的嘗試,從哥倫布往西、達伽馬往東到印度,乃至到麥哲偷在16世紀初期跨時代的穿過南美洲,然後渡過太平洋,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航程,「因為有這樣子的全球航行的連結,才有了全球化的可能。」
而當他們在全球化的航行過程中,很快的發現需要建立補給站,然後再由補給站快去發展成殖民地,發展殖民地以後呢,就開始產生不同的貿易行為。管說,「他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事情,所以透過組織的擴張,建立了更多的據點,有了更多的貿易殖民地以後,才開啓了這個全球化的開始」。
管進一步指出,比如當年最有名的大西洋的三角貿易,當歐洲跟美洲聯結一起以後,從中美洲到北美洲,從菸草、甘蔗,一直到棉花,然後也包括黑奴,透過大西洋的連續貿易,非常綿密的,而且獲利很豐的三角貿易,這都是當年,從大航海時代推動全球化進步的開始。
接著,工業革命開始以後,就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它讓整個全球化的過程變得更猛烈。他說,工業化革命帶來了機器的運用,它讓這個航海變得更加便利、可靠,全球化變得是一個更容易進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帶來了更多資源的需求,它需要大量生產,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這些工業國家當年的殖民國,紛紛在各地獵取殖民地,就是要擴大它對資源的獵取。
包括像1884年的柏林會議,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全世界各地基本上都被瓜分完了,而南美洲則更早在15世紀就瓜分掉了,而中國大陸則比殖民地還不如,當時叫做「次殖民地」。
管也說,所以從這上面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如果這算是全球化的前期的話,可以想像,這個全球化基本上是一個利益驅動,這個網絡是由殖民國跟他的殖民地經貿中心所建立起來的網絡,成為全球化的基礎。
殖民國掠奪各種資源 產能過剩後再賣回殖民地
殖民國要做什麼?管中閔說,殖民國是要掠奪的就是殖民地的資源,包括礦產、各種原物料及人力,用來支援本國跟工業,而當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產能過剩時再賣回殖民地,形成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循環,那大家會想這樣子的航海,當然要有利可圖。
「這種航海探險本身如果沒有利益驅動,不可能成為今天這樣的公式。」他說,鄭和開始的航行,最遠到達東非的時候,比哥倫布跟達伽馬至少早了80年以上,但它沒有利益驅動,它不想建立殖民地,也不想建立這些據點, 因此中國的航行並沒有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從大航海到殖民主義時代,在利益驅動之下,全球化則是指標。
管中閔也以20世紀製造業出口的比重數據指出,當年這些知名大國或者工業國在全世界經濟中的份量跟的影響,最大的4個國家為英、德、 法、美,而當時美國工業還是相對才在起步的,這4個國家加起來,就佔了全世界製造業出口的七成,如果把其他的工業國,從荷蘭、比利時到義大利加起來,差不多超過將近九成的製造業出口都在這些工業國家。
換句話說,整個經濟基本上就在這些國家的手中,這些國家原來就是殖民宗祖國,後來因為工業發展,變成工業國。
全球化不乏出現保護利益的逆流 各國為保護利益開戰
「既然這是一個由利益驅動的過程,有利益就有爭奪,就有人想要保護利益,所以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不缺少保護主義的逆流,防止別人來搶自個兒的利益。」他說,比如更早的時候,英國跟荷蘭搶奪航海中間的仲介貿易,他就定了一個法令,如果不用法令的話,就用規定。
他舉例說,法國當拿破崙為了保護他的歐洲利益的時候,他為了封鎖英國,就把整個歐洲大陸相應封鎖起來,不讓你跟英國做生意,然後英國就發佈命令來對抗,如果法令不行,還有關稅,法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工業和農業體系,1892年也發佈關稅制度,而當法律或者關稅也不足以阻擋別人,那就打唄,於是就看到了種種的戰爭,這是發生在歐洲大陸的,在大西洋另外一岸的美國,也可以看到類似的保護。
管中閔也列出19世紀中後期到近代(1821-2000年)美國的平均關稅曲線圖,其中有幾個重要的,一個是1861年的Morning Tariff《莫里爾關稅法案》,之後是1897年的Dingley Tariff《丁利關稅法》,以及最後一個最有名的就是1930年的Smooth Holiday Tariff《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而最後一個,事實上,就立刻引爆了各國的報復關稅,從而帶來了全球的經濟衰退,也就是美國的大蕭條的開始,其他的幾次的tariff也都產生了不同的作用。
這曲線表還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趨勢,每一次宣佈新的tariff,都把關稅逐年推到一個新的高峰,可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每一個高峰之後,沒有多久都會出現下降的趨勢, 而Smooth Holiday Tariff之後,大家可以看到長期關稅下降的趨勢,表示這個降低關稅走向經貿自由化,更是一個長期的走向。
他說,當初提出這些關稅的背景及理由,就是要保護我們的產業,要確保我們產業的工人都有工作,要增加聯邦的收入,「聽起來,大家耳不耳熟?如果今天我不告訴你是Smooth Holiday,我說是川普講的,大家是不是也接受?還有一點,都是共和黨總統時期,Maria Tariff宣佈的時候是民主黨總統,他卸任前兩天放了個起身炮,簽了,之後的林肯總統完全終止,所以基本上都是三任共和黨。大家有沒有那種既視感,跟今天好像也沒有什麼差太多,這是保護主義的逆流。
二戰後的「半全球化」網絡 仍服務前殖民宗祖國利益
如果這些都算是前期,那我們再來看看,二戰後,美國不是主導了全球化,然後看到整個全球化充滿了宏大理想的框架,但是如同大家所知,二戰後,美蘇領導兩個集團很快就分裂。所以那個全球化的框架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所以我們有的全球化,也最多就是一個半全球化。
它的格局跟二戰前其實沒有根本上的差距,上面還是工業國,這些工業國絕大多數就是前殖民國跟前殖民地,只是在二戰後紛紛獨立,前殖民國跟前殖民地構成的經貿網絡,就還是這波全球化的經貿全球化的基礎;而且前一波的全球化,服務的是殖民宗祖國的利益,後面的全球化還是為這些工業國,也就是前殖民宗祖國的利益服務。
這是全球化多年來演變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製造業,當時前四大國家跟1900年其實沒有多大的不同,但在比重上還是有差異,四大國加起來大約50%,如果把其他工業國家算進來,也差不多70%,全世界的經濟還是抓在這些國家裡面,這些國家組成的經貿網絡才是全球化的基礎。
「有全球化就有利益爭奪,就有保護主義」,那二戰後有沒有這樣的利益爭奪?當然有。他出示當時的兩張照片,就是在美日貿易衝突下產生,當年,日本的汽車工業高速發展,平均每兩年可以增加一百萬輛的汽車到美國,那當然威脅到美國最核心的一個企業就是汽車工業,要保護這個汽車工業的工人當然就抗議,你每多賣幾輛車,美國工人就少了機會。
其中一張照片是1983年在底特律,美國汽車工會的工人怎麼樣砸這個美國汽車洩憤,然後要求政府改變政策,阻止日本車的進口,折騰了很多年以後,最著名的1985年廣場協議,這個廣場協議主要就是壓迫這些國家升值,當時主導的是美國的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A. Baker III),被壓迫的則是日本,當時簽約的是日本財政大臣竹下登,其他共同簽署的還有美國、法國、英國,就是二戰的戰勝國,而戰敗國就只能站在旁邊,聽由戰勝國的安排。
但是,美日的貿易衝突中,只有這個汽車的衝突嗎?其實不是,「有爭奪利益,就有保護主義」。他也列舉美國如何修理日本人,當初日本開始戰後復甦,最先是從輕工業開始,當紡織業越做越好的時候,1957年,美國就規定日本人要有「VER自動出口設限」,等到60年代,日本的鋼鐵賣得多了,他就規定日本的鋼鐵要設限,80年代汽車賣得多了,他也要日本設限,乃至到後面的廣場協議,動用了終極武器,強迫你日元升值,作為希望減少美國利益被剝奪的困難。
他說,今天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和大陸中間的貿易衝突事態,其實,如果回頭30年再去看,一定會看到類似的場景,甚至今天大家最愛講的半導體,80年代的時候,半導體才剛剛起步沒多久,日本的半導體是稱霸全世界,日本半導體產業的份額大概佔了全世界超過50%以上,經過兩次的半導體協議,到2000年時候,日本的半導體已經降不到30%,後來降到20%,到現在幾乎微不足道。
所以保護主義逆流為的是什麼?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全球化在利益驅動之下,只要有利益衝突,保護主義一定會出現。
1995年WTO成立後 經貿全球化才真正成型
管中閔說,剛剛提到的這個半全球化,有這樣子的努力,但也有這樣子的逆流,之後真正的經貿全球化可能要行到1995年,蘇聯瓦解,當WTO成立之後,經貿全球化才算是真正成型。可是,從GATT(關稅貿易總協定)到1995年,大家可以看到,幾乎半個世紀,這個趨勢是沒有變過的,你不管把它變成什麼樣保護主義,或者半全球化,最終還是回到全球化這條道路上。
他說,如今的WTO有166個成員,全世界超過98%的貿易都是涵蓋在WTO的管轄的範圍,中間還有許多的區域自貿協定,著名的像北美的自貿協定,像歐盟,像在亞太地區的RCEP、CPTPP,也包括了東協,或東國大陸和東協之間的貿易協定,但我這麼要強調,這些自貿協定你也可以綁了幾次,用現在大家流行話區域化、碎片化,但這些從來不是破壞全球化,但事實上反而都變成下一波全球化的重要基礎。
「所以我們如果說經貿全球化是利益驅動的一個長期趨勢,有這個長期趨勢,在利益爭奪下,就會出現保護主流的逆流。」他說,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保護主流的逆流,就算不是百分之百複製過去歷史上的現象,但它其實就是可以預期,在這種利益驅動的全球化之下,肯定會繼續出現,而且歷史上也看到全球化的趨勢,不管在殖民主義時期,或者到了二戰後初期,這些趨勢不會因為短期逆流改變,在過去如此,以後依然,就像這首詞後面寫的「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全球化的趨勢仍然會繼續向下走。
全球製造業開始轉向新興工業國 之後越來越穩固
管中閔說,WTO成立後,經貿全球化終於成型了,那這個全球化的格局,有沒有什麼改變?事實上是有。他以殖民時期與二戰後的架構說明,殖民地負責提供原物料,二戰後,殖民地變成獨立國家,但是主要的目的還是提供原物料,原物料由這些工業國家生產,主要的銷售地點也在這些先進的工業國家上,所以中間的貿易,也大體是由這些工業國家所掌握而控制,但當你全球化越來越完善,技術、科學,各方面更強的時候,基於比較利益呢,這個情況出現了一點轉移,這個轉移呢,就是許多的製造開始向新興工業國,也就是那些前殖民中的許多國家開始轉移。
什麼叫比較利益?大家讀過一點國際貿易也許都知道,這個國家做汽車相對做得更有效率,另外一個國家做成衣相對做得更好,那麼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專注做汽車,那個地方變成專注做成衣,原來也做成衣也做汽車的國家就慢慢發覺,做成衣,我沒有這個必要,把它轉到做成衣更有效率的地方。
他說,這就是我們早期看到的,這些成衣為什麼會移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後,為什麼當日本開始又變得更昂貴的時候,它要轉移到台灣,轉移到其他國家,當台灣也昂貴的時候,又要轉移到另外其他地區。不只是成衣,許多的產品都出現這樣子的轉移,所以製造業中很大一部分慢慢轉移到新興工業國,這個情況越來越多。這種情況其實早在70年代開始,這個趨勢就慢慢轉移,後來越來越穩固。
亞洲製造業崛起 台灣產值已超越英國 將再超越法國
管中閔也列出各國在全球製造業的產值比例,以2020年來說,著名的三個工業大國,美國、日本、德國,加起來差不多21%左右,但1995年時,這三個國家的比重是50%,那少掉了將近30% 跑哪去了?而原來這三個工業國加上傳統的工業國,包括義大利、法國、英國、加拿大、 荷蘭等等,加來是70%至80%,但是這個產值到2020年變了,跑掉50%、60%哪去了?然後,我們看到亞洲的崛起。
亞洲製造業的崛起,經過多年的演變,現在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超過1/3,更早的話,可以看到排列在製造業最前面的,除了那四大國以外,印度在亞洲、韓國在亞洲、還有第九名的台灣,整個亞洲現在占了50%的產值。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轉變,中間就是當基於比較利益,全球化促動的製造業轉移持續在發生,到了2025年,估計台灣應該都已經超過法國,這是我們從小的夢想超過英國、法國,現在已經超越英國了,超過法國指日可待。
另外一個就是製造業出口也有類似的情況,除了中國大陸外,排名最大的四個國家有兩個是亞洲,中國大陸和日本,同樣,韓國、台灣到印度都排在製造業出口前幾名,台灣甚至高居第七,整個亞洲在製造業出口中間的1/3都是在亞洲,製造業出口當然反映更多的,是你不僅是能做,尤其你有競爭力,所以才能出口。
全球化革命改變產業供應鏈 亞洲製造業從量變到質變
如果今天製造業的轉移只是數量,那對我們剛才講的全球化革命,其實是沒有影響的,為什麼?如果這些製造業國家永遠都只會縫襯衫、T恤、牛仔褲、球鞋,對這些歐美工業國、殖民國毫無影響,沒有任何威脅,真正的改變,他認為,這個全球化革命改變這些供應鏈。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開始他們轉移是移到一個國家,比如日本後來移到台灣,他嫌台灣生產貴,就移到越南或移到青島地區,以前做成衣如此,做球鞋如此,做雨傘如此,包括後來做電子產品,也是一個類似。
但是,隨着技術進步,隨着交通、通訊各方面的進步以後,產業的分工就開始出現,這個分工就不再是另點生產,而且越分越細,慢慢形成了更複雜的供應鏈體系,當初轉移的製造業,一開始一定是把最粗重的活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去,本來就是提供原料就是幹這些活,從勞力密集的產業轉過去,慢慢的,更多的產業轉過去,就有更多的產業需要的是技術,當你開始用技術在做這些東西,慢慢也開始自主的研發。
我們就以大家熟悉,特別是最近大家看《造山者》、《晶片戰爭》這些書,你可以看到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的話,因為有自主的研發,我們的晶片有自己的設計,有我們的製造包括更繁複、困難的製程,也包括了先進的封裝等等的技術,而且它因為牽涉到更復雜的整個供應鏈管理,再加上台灣整體的特殊的人力資源,它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複雜而且精密的生態系。
坦白講我認為,這樣的生態系,不是你隨便可以移植或者複製,如果這麼容易移植複製,像你製造牛仔褲或製造以前電視機的話,那今天很多問題都不會存在。恰恰就是這樣複雜的生態系,難以複製或移植,所以才有了今天,我們台灣面臨的許多的困境。
美國開始從全球化的立場退卻 各國並未採取報復措施
從亞洲的製造業,從量變到質變,管中閔認為,它事實上也標示了一個整個經貿全球化一個重大的轉折,反映了工業國長期以來主宰全球化格局,現在亞洲的製造業因為本身的質變,它已經有了可以與這些工業國對抗,甚至叫板的權力。這是一個根本上的不同,不是完全由這些工業國主導。
他說,當這個製造業讓整個經貿化的全球化的格局改變的時候,正好現在又碰到了一個偉大的川普總統,美國開始從全球化的立場退卻,而且粗暴的對待,這粗暴不僅僅是反映在這些對等關稅啊,強迫你投資啊,事實上,大家注意到,它反映在美國總統如何在白宮裏面修理更多的領導人,這些大家都是歷歷在目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都有這個感覺,美國不再是1945年的美國那個充滿正義,它又不是我們小時候看電影到最後騎馬出來的約翰·韋恩(John Wayne)那種正義的牛仔,也不是像《與狼共舞》裡面的凱文·科斯納(Kevin Costner)這樣子帶有這種正義的情懷,美國不再是以前的美國,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在這一波的美國修理各國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像當年經濟大蕭條一樣各國的報復行為,有人喊了一喊事實上都縮回去,我們沒有出現報復性關稅,沒有出現對立資產,更不要說戰爭。
所以,這跟以前的那波保護主義的逆流是不一樣的,大家覺得為什麼?我自己也在想到一個可能,大家都看過以前以利益的經貿全球化,其實都是傷害自己,不完全只是因為美國是領導, 是因為如果選擇對抗、報復化,經貿全球化瓦解,這對各國都不利,所以各國寧可選擇不要採取報復措施,在不採取報復措施同時,如果今天你是歐洲國家被人家打了這幾頓,你是亞洲國家也打了幾輪, 你甘心嗎?一定不甘心,可他不認為這些國家都是準備俯首貼耳、束手就伏。
全球化架構「暫時減一」 亞洲成為各國元首密集訪問之地
管中閔舉例說,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競選的時候,因為美國對加拿大的態度,他就特別強調,加拿大要站起來,要勇敢對抗美國,而最近G20會議上,卡尼講了一段話,他在G20上面說,咱們這個高峰會聚集了超過世界上3/4的人口,2/3以上的GDP,3/4的貿易,我們多大?而且這是沒有美國正式參與的一場會議,意思是說,我們怕什麼?他說,這反映了全球經濟的重心正在轉移,坦白講,全球經濟的重心還沒有轉移,可是他這樣講話,他們在準備要看到這未來形勢的改變。
除了加拿大總理外,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7月間一場餐會也講了話,他說,最好的這個架構還是個全球性的架構,只不過呢temporary minus one(暫時減一),就是美國不在裡面。可是最好的架構還是什麼,還是在那裡的,全球化架構從來沒有因此被破壞掉,美國暫時不在裡面,也許再沒有多久,它會重回裡面,可是在這種情之下,各國不會乖乖的就停在那裡等着這些所有事情的發生。
管中閔整理了2025年的一些國際訪問的趨勢,在中間很明顯的一個,大家看到的國家重要元首的互訪參與的活動中間,亞洲顯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他說,像日本前首相石破茂,雖然任期很短,但他是一個非常有國際眼光的首相,他上任沒有多久,就立刻出訪馬來西亞跟印尼,他去完沒多久,中國大陸的習近平主席就去了越南、馬來西亞,然後跟着石破也去了越南、菲律賓等地,在這個中間還有更多的高峰會都發生在亞洲,也有非常多亞洲元首訪問中國大陸,歐盟訪問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領袖訪問中國,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那是他任內第4次。
他說,元首的國是訪問,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希望透過訪問能夠解決一些事情,如果這麼多國家都在往這裡跑去,顯然他們其中在想一些東西,這事情也許現在還沒有出現,但你絕對不能排除,他們正在醞釀一些東西。
他進一步說,最有趣的是10月東協的高峰會,通常我們講東協加5,包括東協國家及中、日、韓、澳、紐5國元首都來了,但居然連加拿大、俄羅斯都跑來了,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在整個這個框架中間,亞洲恐怕是必須要好好面對、好好研究的地區。
美國從全球化立場退卻 卻無法擺脫對經貿全球化的依賴
管中閔說,我們可以合理的想像,原來的經貿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為單極的全球經貿網絡,他們建立的經貿秩序,當美國選擇從這個立場上退卻,非常有可能,就在催生了未來可能的雙極或者多極的經貿秩序。
「我們幾乎也可以確定,在這個雙極或多極的體系中間,亞洲肯定會是其中重要的一個」。他說,亞洲不可能沒有這個實力,當然就算美國選擇從這個它主導的立場退卻,也不代表美國有能力去脫離這個經貿全球化,「一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幾乎是不可想像,美國也少不了經貿全球化」。
管說,從川普第一任到拜登繼之的美中對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賺了美國太多錢,搶了太多工作, 2018年美國對大陸的逆差超過4000億美元,為了要減少逆差折騰了好多年,到2023年降低了1400億,但美國對全世界其他地區逆差增加了3000多億,這邊少1400億,那邊增加了3300億,這裏可以看到,搞了半天,對全球化其實沒有影響。它只讓整個供應鏈,生產出口國家及地方重新重組,重新排列,透過中國大陸投資到其它地方,台灣把東西轉移到東南亞,各種方面轉移,所以事實上,美國並沒有辦法真正擺脫經貿全球化的依賴。
美國製造業產值及人口持續下降 製造業回流可能嗎?
管中閔也出示近年來美國製造業的產值,從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24年,本來的製造業產值將近三成,現在降到了10%,這麼巨大的比例就靠強迫這些關稅,強迫別人投資,可以想像一個百分點大約將近3000億美元,就算回到70年代的20%,你至少要增加3兆的產值,大家自己判斷這個可能性有多高?而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從30%降到8%,一個百分點大約160萬人,若想回到70年代,回到20%好了,增加12%,那差點是2400萬人口,大家可以判斷這可能性多高?
「大家記得,美國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講,我們預期要讓大家都來投資,看到產業回流,我們會看到百萬大軍在那邊裝iPhone,大家覺得可能性多高?」所以製造有可能會回流嗎?大家可以自己想像。
他說,美國最近折騰了半天,當然不會影響到經貿全球化的正面走勢,所以經貿全球化從來就是在利益爭取之下,為了這樣的利益存在,經貿全球化不會停止,但是隨着現在這些基本的形式改變,經貿全球化還會用不同的方式運行,似乎會出現了更復雜的經貿網絡的形態。
只有亞洲更加融合 才能擺脫200年受歐美工業國宰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要如何才不會被保護主義逆流淹死?管中閔說,當前保護主義逆流之下,當我們從川普總統對澤倫斯基講的那句話就學到了,「Do you have the cards?」那我們當時也會問「Do we have the cards?」大家覺得我們有沒有?答案是「當然有啊」!
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晶片,今天不只是一個商品,它是戰略資源,它不是只用在一般的商品上,它可以用在國防科技,用在太空科技上面,它是可以反映支撐你的國力的一個基礎。晶片和天然的戰略資源不同,天然資源從地上刮出來鑽出來,加一點製造提煉,就可以變成有用的東西,但晶片不是完全挖出來就可以,它需要非常先進的製程、設計、製造,所以這些從晶片到製程,都是我們的戰略技術,我們不會沒有牌,更不要說,我們不是只有晶片,我們有多少自動性產業中心,我們的產品都是在國際工業的關鍵節點。
「不僅是台灣,亞洲也有牌,亞洲有原料、供應鏈、市場。」管也說,在原料部分,從中國大陸到東南亞,本來就是礦產極為豐富的地方,以現在大家常提到的稀土,中國大陸就是稀土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而不是只有中國大陸有,從大陸一直到越南、緬甸都有稀土的生產。而供應鏈本來在亞洲就是多數;至於市場,就以東協跟中國的自貿區來講,人口將近21億,GDP22兆,已經快接近美國的規模;東協和大陸的雙邊貿易也接近1兆美元,而且都還在成長。
所以,這樣綜合起來大家可以看到,美國需要亞洲的資源和製造,需要台灣的晶片,台灣也是亞洲的一部,美國躲不開亞洲,甚至歐洲也躲不開,而歐洲更沒有牌,歐洲有原料嗎?歐洲有供應鏈嗎?歐洲有美國的國力嗎?歐洲可以像美國一樣拗得到別的國家嗎?都不行。所以,無論那種牌,亞洲都站在這個網絡中間的關鍵位置。
不過,管中閔也認為,亞洲這些國家,包括台灣,若個別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跟歐美工業國打交道,則註定會失敗,亞洲只有更加融合、更加整合,這也可能是亞洲可以擺脫200年來受歐美工業國宰制最好的機遇。而這也是1955年萬隆會議倡導的精神,追求民族獨立,發展民族工業,團結對抗殖民主義。他說,當年只有理想,只有口號,70年後,亞洲終於有機會實現,在這個機遇上有機會實現,不是一定會成功,而是有機會實現萬隆會議的精神。
迎向新時代 台灣需要戰略眼光 自主性、靈活性、前瞻性
至於在這個新時代,台灣要做什麼?管中閔說,台灣不缺戰略資源,我們在這個供應鏈上占據了關鍵的節點,我們缺的是戰略眼光。
何謂戰略眼光?第一個要的就是自主性。台灣不做殖民地80年,不做殖民地,為什麼要任人宰割?他說,晶片不是跟蔗糖、樟腦一樣,別人愛拿就拿走,晶片不是像雨傘和球鞋一樣,別人說搬到哪裡生產,就搬到哪裡,我們為什麼要任別人予取予求,甚至要想,全世界所有有戰略資源的地方,都會善用他的戰略資源,在國際的博弈中間爭取對自己最大的利潤,但是如果你沒有自主性,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你空有這戰略資源,那真的是暴殄天物。
所以,自主性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麼?我們不是大國的附庸傀儡,我們要先有自己的自主性。
第二,要有靈活性。我們都知道,我們在這麼多工業的關鍵節點上,有戰略資源的哪個國家在國際上不是可以坐上桌子講事情的,中東有石油,你誰敢動中東?大陸用一個稀土,就逼得美國重新回到談判桌,你有戰略資源,你怕什麼?
「如果你有了戰略資源你不會耍,那是你執政者的問題。」他說,我們應該以這個為根幹之地,資源要靈活,而且如果我們看清楚了亞洲的決心,亞洲的融合是未來的一個重點,我們的政策總要怎麼樣可以融入亞洲,這是很重要的事。
他說,過去我們有南向、新南向政策,但並不成功,因為大家心裡想「你真的覺得你站在亞洲?你真的認為我們台灣是亞洲的一部分嗎?」大家心中都知道,我們從來沒在亞洲,我們從來認為我們比他高一等不是嗎?我們認為我們是歐美之下第一高,領先東南亞不是嗎?我們什麼時候想過,心裡自己要回到亞洲去?當然從來沒有。
「可是,時代不一樣了,時代在亞洲這邊」,他強調,台灣要認清自己的位置,政策上的靈活,加入了亞洲崛起的形勢,才能夠借勢而進」。
第三,前瞻性。嚴格講這一點完全取決於你有多少自主性,你有多少政策的靈活性,按前瞻性走。他說,如果按照今天講的主題,重點就是在說,經貿全球化的趨勢不會變,逆流都是一時的,都會過去。今天,我們如果發覺沒有前途,才需要趕快綁住一塊東西,怕自己被淹死,不是嗎?如果我知道未來還有這麼大的一條路可以走,為什麼儘量把自己綁死在一些大國的利益身上?
他強調,我們應該更加靈活地選擇站在經貿全球化,而他最怕的是,經貿全球化的潮流最終回來,逆流退去後,我們突然發現,我們被人家扒光了,一無所有,這才是台灣最大的悲哀。所以,台灣需要的就是戰略目光,如何堅守自己的自主性,政治上有靈活性,看清楚整個經貿全球化,這是最重要的。
管中閔也認為,台灣多年來沒有擺脫過殖民地的心態,總把前途寄託在少數的大國,特別是聯合國,認為它是我們的救世主,但我們要知道,這世界並沒有救世主,沒有神仙皇帝,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就要靠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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