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張善登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涉嫌殺害張姓病友，嘉義地方法院依殺人罪判處張善登12年有期徒刑，案經上訴，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駁回上訴，改判8年；檢察官及被告對刑度再提上訴，最高法院撤銷殺人罪部分，發回更審，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更一審改重判9年10月，並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年。

判決書指出，被告張善登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長期以來已喪失社會職能，其認知功能缺損、問題解決能力及衝動控制均不佳，致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被告於110年2月22日入住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病房A床，同日晚上11時20分至37分間，被告出現幻覺、聽到道祖與其對話稱「2個只能留下1個」，乃基於殺人之犯意，先徒手毆打同病房B床張姓被害人頭部，以腳踹被害人，而後以被害人在病床上所放置之四角褲，繞住其頸部後懸掛在病床欄杆處，被害人翌日凌晨3時15分許，因頭、頸、胸部鈍傷病發頸椎骨折、血氣胸，造成中樞神經損傷形成神經性休克而不治死亡。

一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被告上犯行事證俱屬明確，係犯殺人罪，並量處有期徒刑12年，上訴二審改判8年；最高法院撤銷二審前審判決殺人罪部分，檢察官、被告及選任辯護人均向台南高分院明示，僅就原判決殺人罪之量刑部分上訴，因此，更一審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殺人罪量刑部分。

更一審法官指出，檢察官認被告以兇殘之犯罪手段奪人性命，犯罪情節甚為重大，死者家屬遽喪至親，被告犯罪行為造成之衝擊、損害實係重大而難以計量，原判決量刑實屬過輕。被告上訴理由則以被告對於本件殺人罪已坦承犯罪，本案乃一連串客觀環境因素誘發其內在精神疾病所生，並非係被告出於貪念、尋仇、感情等因素或具有反社會性人格而預為本案犯行，被告之行為惡性尚非重大。

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已在完全喪失之邊緣；被告並非刻意針對被害人致命部位攻擊，犯罪手段不至於相當兇殘；被告未在民事賠償被害人家屬僅是眾多量刑因子之一，不應逕為量處重刑之理由；被告若經適當之治療，其再犯之可能性低，繼續對社會造成危害之可能性不高。

更一審法官調查，被告行為時係受其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發作之影響，此由嘉義基督教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函覆意見、證人周士雍醫師之證述，以及被告為警查獲後，迄今開庭等訴訟程序之陳述或表現為綜合判斷，被告行為時雖仍保有部分現實判斷能力與行為控制能力，其行為時辨識能力並未完全喪失，惟於案發當時，因器質性精神疾病出現幻覺，意識處於脆弱狀態，堪認於案發當時因躁症發作，導致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更一審法官認為原審並未說明其選科「有期徒刑」，而非「死刑」、「無期徒刑」之理由，已屬理由不完備。被告因有減刑事由，原判決對於被告因精神障礙導致本案犯行之量刑減輕，酌減幅度失衡，難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依證人周士雍醫師於之證述，已說明就被告因精神疾病、躁鬱症等多重症狀影響所為之判斷，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已趨於「嚴重減損」之情，此為原審所「未及審酌」。被告固於原審時辯以無殺人犯意而否認殺人犯行，惟於二審審理中已坦承犯行，並當庭向告訴人表示悔意，其犯後態度已與原審判決時有所不同，屬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亦為原判決所「未及審酌」，所以量刑即有調整之必要。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或譯為「死刑犯之權利保障措施」），其中第3點增列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本案被告係因患有精神障礙疾病而為殺人犯行，罪責尚未達罪大惡極，且於審理中已表示悛悔實據之意，加之被告所需者首為治療，防止其精神病症再度惡化，並無將其與社會永久隔離或處以無期徒刑之必要，所以選科「有期徒刑」應屬適當。

更一審法官認為，被告於法院已坦承殺人犯行，稱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有意願向告訴人道歉。被告經原審裁定監護處分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治療，目前已有改善精神病況之情，再生危害之程度應有降低。斟酌告訴人、檢察官判量刑意見，及被告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整體衡酌前述量刑事由，判處9年10月徒刑。本案得上訴。